“九·一八”事变后，曾联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他在南京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集会游行。1938年，曾联松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因为爱好艺术，他在攻读经济专业的同时，经常旁听美术理论课。

　　1949年7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新中国国旗图案的通知。曾联松按照征稿要求，反复构思，如痴如醉地伏案描摹、设计国旗图案，终于设计出了“五星红旗”。在设计图案上，四颗小星环绕一颗大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当时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五颗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生动活泼，犹如“众星拱北斗”。红色代表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胜利，金黄色的五角星，仿佛是一片红霞放出灿烂的光芒，既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也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

　　1949年秋季，政协从收到的3012幅国旗应征图案中遴选出38幅候选图案，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非常引人注目，最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经过多次讨论，大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把“五星红旗”定为唯一中选的国旗方案，由田汉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示同意。

　　1949年9月27日，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日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报纸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50年的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国庆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1977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增补他为市政协委员。1979年，曾联松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在山阴路145弄6号家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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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曾联松先生不断地积累资料，编写国旗讲稿，每年修改，不断深化。1983年写的《风展红旗如画》分四部分，达8000余字，对表现五星红旗形式美的诸多矛盾，辨证对比，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直到1996年，在讲稿中又增补了“《宪法》与《国旗法》的关系”，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国旗法草案的新内容写进了讲稿。

　　曾先生写的“国旗讲稿”，直接间接地教育广大群众，直接的以山阴路曾宅为起点，由近及远，由所在的社区、虹口区扩大至全市的部分中小学生、团队干部、机关单位、武警战士和部队指战员。间接的是由北京延伸至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每逢国庆节前夕，尤其是大典之年，登门拜访的记者门庭若市，先后来采访他的有《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各地的几十种报刊，中央和地方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每当记者采访，曾先生都热情接待，不吝介绍国旗知识，且总是虚怀若谷，谦恭不已。谈到五星红旗的诞生，他总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五星红旗。”在国旗原稿设计图中，置有镰锤，后在新政协审稿中删去，因而他总是说:“最后定稿的国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者:楼宇生(系上海电视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