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七十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大地，国人被奴役、被残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战场浴血奋战，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雄气概，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区委老干部局积极支持下，记者专访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当年身份各异的年轻人，在抗日战场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为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为捍卫民族的尊严，赢得祖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刘相卿：从交通员到战地记者

　　刘相卿1926年4月出生 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9月参加新四军。初为区交通局交通员，后成为江苏涟水盐阜区模范交通员，《盐阜大众》报社特约战地记者。

　　12岁那年的一天，刘相卿正在地里割草，目睹撑着太阳旗的日军开进村庄烧杀抢掠，一下子就明白当年那些从东北逃难来的难民说的话。他背着家人偷偷地找到新四军，软磨硬缠地要求参军打日本，终于被部队收下。

　　刘相卿被分配到涟东区机要交通局当交通员，经常要将重要信件送到敌占区。不仅要风里来雨里去，惊险情况也时有发生。他经常背着草筐、粪篓，装扮成农家割草拾粪的孩子，将信绑在小腿肚上蒙混过关送信，但有次差点被狡猾的鬼子识破。那次他正匆匆赶路，未料与巡逻的日本鬼子擦肩而过，小鬼子大概觉得有问题，掉过头来追在他后面狂叫“小八路地站住！”刘相卿见势不妙就拼命地跑，鬼子在后面开枪，子弹从他耳边嗖嗖地穿过。他一路狂奔却又被前面的一条河拦住，不会游泳的刘相卿见河中有茂密的芦梗，情急之下顾不得生命危险，竟然如有轻功似的踩在芦梗上刷刷刷地走到了河对面，转身藏到棵大树后回看，只见小鬼子惊呆了，肯定以为他会中国功夫，不敢贸然踩水追过来。他的信件安然无恙地送到了。

　　最令刘相卿自豪的，是自己凭着机灵完成一次十万火急的送信任务。那是1943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刘相卿刚送完信回到交通局，看到桌子上有封信，封面左上角划着三个“十”，表示信件要火速送到，这是县委写给敌工部陈部长的信。这时其他人都出去送信了，饥肠辘辘的刘相卿顾不上吃口饭，将信在身上藏好，就消失在茫茫夜幕中。这封信虽重要，却没有具体地址，因县委也不知敌工部驻扎在哪里，要靠交通员凭自己送信的经验判断寻找的。16岁的刘相卿不怕真鬼子，却害怕大人们常说起的“鬼”。他走到一个乱葬坑，里面大坟挨小坟的，转来转去的转不出来了，吓得他腿一软，就跌坐在一个软软的土包上。想到乡亲们有鬼怕狗的说法，就学狗叫为自己壮胆，这一招还真灵，果然引发了村庄里的一片狗叫声，由此知道了村庄的方向。由于急着赶路，中途又掉进水沟里，弄得身上湿漉漉的，幸好信件还在。好容易找到一个庄子，问了几个村民都说不知道，再问到一个农民大爷时，未料憨厚的大爷眼一瞪说“陈部长在哪谁敢说啊”，凭着送信的经验，刘相卿判断陈部长很可能就在这一带地处偏僻、只有三户人家的三家村。他立马顺着壕沟七转八拐地来到三家村。刚到村口就听到“什么人”的喝问声，原来是陈部长的警卫员陈登科，也是刘相卿的老乡。这位当时大字不识几个的陈登科可是个传奇人物，后来竟然成为中国作家、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写出著名长篇小说《风雷》等。

　　陈部长见到刘相卿后，叮嘱陈登科赶紧找出干衣服让他换上并带他吃饭。陈部长对他说，你今晚还不能回自己局里，还要赶快将我的信送到县委。这又是一封有三个“十”字的信，刘相卿的声影又一次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信送到后，县委书记对他说，“小鬼，你今晚做了一件大事啦，要不是你的信及时送到，陈部长就有危险啦。陈部长前脚走，敌人后脚就到了。”

　　当时的抗日环境非常艰险，但新四军创办的《盐阜大众》报纸却很鼓舞人心和斗志。刘相卿看到原本大字不识几个的陈登科有文章发表在上面，很受鼓舞。他思忖：“陈登科是警卫员，我是交通员，我一直在外跑东闯西的，所见所闻很多，他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靠着割草时在私塾外偷听学的字和交通局学到的，他尝试着写了第一篇文章《鬼子又来扫荡了》，文章竟然见报了且反响很好，大伙都说刘相卿上报纸啦，不得了啦。后来的《盐阜大众》上刘相卿的名字经常出现。有一个月甚至写了四十八篇文章，名列特约工农记者之首。

　　刘相卿这位特约工农记者以后还有不少佳话。淮海战役中，刘相卿有一次奉军部命令送信到前线指挥部陈毅处，聊了几句后，陈毅竟然就说出了他刘相卿的名字。原来陈老总对他与陈登科两位特约工农记者写的文章印象深刻，并鼓励他继续写出鼓舞战士斗志接地气的好文章。

　　黄圭彬：在抗日“清毒”运动中

　　黄圭彬 1921年12月出生于上海浦东。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受党组织派遣，到南京中央大学以学生身份从事地下斗争，参加爱国抗日“清毒”运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时，黄圭彬正在南汇女子中学读初二。南汇的古建筑“九层阁”和校舍惨遭日军炮火轰炸被毁，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黄圭彬一家只得乘那种被称作“徽河船”的大木船，冒着随时可能被炸死的危险逃难去。在木船上飘荡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皖南歙县北岸镇安顿下来，一年后又冒着炮火回到上海浦东周浦镇暂住，因为家乡六灶陈桥镇时时遭遇日寇的袭扰不得安身，流浪生活中所见所闻日寇的暴行，激起黄圭彬对侵略者的仇恨。

　　1939年初，黄圭彬考入私立华东女中读书。同年夏天，经同学介绍参加“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兼任学生会执行委员，她与几位进步同学，发动各班级代表到古拔路（现富民路）伤兵医院慰问受伤的抗日将士，到胶州路慰问四行仓库与日军激战幸存的谢晋元团官兵。经过“学协”锻炼，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秋，黄圭彬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共上海地下党委派她到南京去开展学生运动。她与光华大学女同学也是中共党员的庄佩琳瞒着家人和亲友来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她的上线是中央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助教柯建平。

　　那时的南京是日伪统治的心脏，日军宪兵司令部就设在鼓楼中央大学附近。黄圭彬亲眼目睹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耀武扬威地在大街小巷巡逻。晚上实行宵禁，日军对稍有怀疑的中国人不是毒打就是抓走或者枪杀。侵略者武装占领中国后，推行更为恶毒的侵略政策，就是通过“宏济善堂特货公司”，专营贩卖鸦片业务、并通过汪伪政府批准开设众多烟馆，妄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为粉碎侵略者的罪恶阴谋，党组织决定发动“清毒”运动，黄圭彬全程参与了四次“清毒”斗争。党组织在斗争策略上巧妙地利用日寇与汪伪政府内部，因在征收鸦片特种税分赃不均存在的矛盾，借一方之手打击另一方。即是借公馆派之手打击cc派，（公馆派代表人物是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及汪精卫妻陈璧君，他们在鸦片税上无利可图；cc派代表人物是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及伪内外部长梅思平）当时两派矛盾很深，狗咬狗闹得厉害；南京地下党获知内幕以后，就打着林柏生的旗帜，发动了抗日清毒运动。南京的大毒枭曹玉成是铁杆汉奸，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为一举除掉这个大毒枭，黄圭彬接受地下党决定的侦查任务。她烫成长波浪发型，身着艳丽的旗袍，装扮成摩登女郎，以寻找正在烟馆抽大烟的叔叔为借口，来到丰富路这条不起眼的小路上，潜入曹玉成的烟馆魔窟。黄圭彬边向他们形容叔叔的模样，边留心周围环境。面对寻找叔叔的年轻貌美的女子，曹和烟窟雇员们显然放松了戒备心。黄圭彬乘机看清曹老板的模样，当看到有人来找曹谈生意时，假装与来人似曾相识套近乎，得以发现曹藏烟土的密室。第二天，中共地下党联系“寒假生活营”等组织，动员了大中学生一百多人，打着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旗号，闯入曹的烟馆进行查抄，果然在密室中查抄出大量烟土、海洛因和白面。证据面前，束手就擒的曹玉成被愤怒的人们捆绑押到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前跪下示众，同时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广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汪伪政府迫于各方的舆论压力，只得于1944年4月枪毙了曹玉成。以后，黄圭彬又按照党的指示，继续投入学生“清毒”运动。

　　学生的“清毒”运动，声势大振，影响到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发生“政潮风波”，为了稳住占领区的局势，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同意学生的“禁毒”要求。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了60%以上；汪伪政府迫于形势，只得颁布“禁毒条例”，猖獗的鸦片毒品得到收敛。学生们在“清毒”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清毒”运动的两位学生领袖——厉恩虞和王嘉谟在1945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少学生以“清毒”运动为起点走上了革命道路。

　　日本特务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清毒”运动以后，中央大学的校园仍不太平，日本人企图追查“清毒”的背景，所以在中央大学的斗争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例如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学生陈建是黄圭彬熟识的同学，其实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中大学生》这本进步刊物的发行所就在他家。但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陈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一个叫石井的日本特务主动与他交朋友，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来“中大”找陈建，唆使他收集“中大”地下党情报。石井做梦也想不到陈建就是地下党，反被陈建获取到日军的情报。多次下来引起石井怀疑，陈建受到监视，在党组织安排下撤离到解放区。

　　解放后，陈建到军事科学院外事工作部工作，是副军级干部。此时黄圭彬和陈建才知道彼此的身份，相互探望过多次。

　　注：【政潮风波】是日本不少议员要求整顿军纪，不允许军商联合贩卖毒品到占领地区。

　　杨洪亭：在“铁壁合围”中抗击日寇

　　杨洪亭 1921年出生 山东阳谷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9月，在山东省阳谷县公安局短枪班任侦察员。

　　杨洪亭的家境原本不错，在农村够得上富农了。勤劳肯干善于持家的祖父，靠着将家乡盛产的阿胶枣销往南方使家中的小日子过得红火。那年祖父又将阿胶枣运往上海售卖，未料遇上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祖父非但血本无归还差点命丧日寇枪炮下，好不容易挤在难民船上一路风餐露宿逃回家，家中的日子由此艰难。听着祖父讲述一路上所见所闻日寇烧杀抢掠的暴行，少年杨洪亭义愤填膺。1938年春，抗日游击队驻扎在他们村上，一心想着打鬼子的杨洪亭坚决要求加入游击队。由于干得很出色，还懂得不少革命道理，他几次得到嘉奖，同年9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以来，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拉锯战。山东半岛是日军实行“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的重灾区。那年，杨洪亭成为冀鲁豫地区阳谷县公安局短枪班成员。短枪班成员配备三八盒子枪，以行动快速便捷为特点，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民众抗日，侦察日伪军的战略意图和动向，锄奸除霸。那时的战斗环境异常险恶，日伪军据点星罗棋布，部队一般都是白天住下，晚上行军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子，拂晓前再转移，有时一晚上转两个村子，甚至刚住下又即刻转移。为了行动更快速，有战士发明“柳条包”，对横三道竖两道的打背包进行改变，“柳条包”就是用柳树条做成的背包框，被子叠好往筐里一塞，上面一扎就完成了，集合行军快了很多。

　　1942年的除夕夜，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为防备敌人偷袭，下半夜部队又出发了。不能有火光，不能咳出声，鞋子掉了赶紧扯下毛巾包上。经过三小时急行军，到达余营村时天已蒙蒙亮，人人的眉梢、胡须、帽檐上都结满雪霜，手脚都冻得麻木了。余营村是八路军的堡垒村，部队经常在这里宿营，所以战士们很快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东家安顿下，从后勤部门领来柴草烘烤湿衣鞋，还领到半斤杂面和馅包成饺子吃了个半饱，成为大年初一的佳肴。

　　有一次，部队派杨洪亭和小刘、小李到集镇上搜集日伪动态，他们到接头的地下联络员的小烟纸店，了解到镇上住着一个鬼子小队，还有皇协军。再进行地形侦察，完成任务后返回，行到镇尽头，看到两日本兵头扎白巾，穿短裤短衫，正在井台上洗刷大骡子，离井台十多米远处的树上还拴着一头大骡子。三人商量决定顺手牵骡。杨洪亭和小李负责监视鬼子，小刘爬过去解开缰绳将骡子悄悄地牵进了青纱帐。待鬼子发觉急得哇里哇啦乱吼时，他们已经迅速地沿着小道跑出了鬼子的视线范围。到了部队仔细打量，竟是一头拉炮的大青红色骡子，上交到军分区，支援前线部队，他们三人为此还受到嘉奖。

　　日寇的“铁壁合围”恶毒残酷，却斩不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日伪军一进村，农民就往高粱地里跑，还有从这个村通到那个村的交通壕。敌人进入茂密的高粱地里就如瞎子般摸不着北，只有挨打的份。只要是八路军进村，乡亲们就会立刻腾出房让战士们住下，床铺不够还卸下门板让战士们当床铺；而战士们也帮着老乡打水扫地、割麦子、砍高粱等。战士们还会大爷、大娘、二哥（这里的习俗大哥是王八头，所以不叫大哥而是叫二哥）、大嫂地与乡亲们一起拉歌搞联欢。

　　有一次晚上行军，遭遇进村抢粮的伪军，县长姚顺青叫大家赶快卧倒隐蔽，伪军发现我军有准备，依靠小庙作掩护胡乱放了几枪就仓皇逃窜了。杨洪亭当时没觉得什么，到了村里感觉脚疼不能走路，这才发现脚腕上中了一枪。那时缺医少药的，伤口发炎不能行军了，被安排住在雷锡俊大爷家。雷家有大娘、儿媳和孙子，一家人对杨洪亭照料得非常周到，经常到镇上买点鱼肉鸡蛋等，连小孙子都舍不得给吃，非得让杨洪亭吃下。雷大爷说，你伤口好了，就能早日上战场打鬼子。在雷家养伤的一个多月，成为杨洪亭一生难忘的温馨记忆。

　　何剑华何剑秋：

　　坚持在工厂抗日救亡的姐妹

　　何剑华  1926年12月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  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姐姐何剑秋是她投入抗日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何剑华父亲带着怀孕的母亲和几个孩子挤上难民船逃难到江苏江阴乡下，但没多久日军侵略的铁蹄就践踏到江阴。当年才10岁出头的何剑华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日军闯进村子，她和姐姐躲在门板后，被日军嘭地踢开的房门，狠狠地将姐妹俩的额头撞击出一个大包，日军将父亲抓走，刚生下一对龙凤胎的母亲急晕过去。日军隔三岔五地进村抢粮抢家禽家畜，表舅被日军打中头部，惨不忍睹痛苦地挣扎一天一夜后断气；邻家一姑娘被日军轮奸后自杀。二十岁的姐姐怕与邻家姑娘同样的遭遇，白天与另外两个姑娘爬上堆到屋顶高的柴垛上，任雨淋日晒也不敢下来。被日寇洗劫一空的村民没法生活了，全村七八十村民商量着逃出这个鬼地方。这时被日军抓去修工事的父亲死里逃生回到家，于是全村人趁着漆黑的夜色从鬼子眼皮底下出逃。父母怕一对龙凤胎的啼哭暴露全村人的行踪，被鬼子发现惨遭毒手，只得心如刀绞般地将孩子丢弃，此举也成为父母永远的心痛。

　　没有去处的一家人，只得又逃回上海，上海的房子也被日军烧了，只得找到汉口路开裁缝铺的亲戚家落脚。白天就在外流浪，晚上睡在做衣板上。曾在烟厂做工的姐姐何剑秋被小姐妹介绍进入女青年会难民所，将剑华也带了进去。姐姐在里面做手工，剑华半工半读。实际上女青年会的老师大多是中共地下党，他们鼓励剑秋将乡下的所见所闻说出来，让更多的上海市民看清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事实。姐妹俩在老师带领下，上街募捐支持抗日，她们穿上红袜子和白跑鞋（寓意将日本旗踩在脚下）高唱抗日歌曲。在中共地下党培养下，剑秋进步很快，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安排，剑秋到老怡和纱厂纺织部做工。地下党在厂里办了职工子弟学校，姐姐带领剑华去读书。当日军渗透势力强行要学校教日语时，姐妹俩带头配合教她们的蔡老师，毫无畏惧地面对威胁和恐吓坚决抵抗，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得知教她们的蔡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组织活动的需要，剑秋又转到英国人开的新怡和纱厂织布间做工，以此为掩护，宣传和发动工人支持抗日。

　　何剑华13岁那年，冒充14岁进入英国人开的上海贸绒厂纺织部做工，后调到织造部。她每个周日都到女青年会去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久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工人救亡协会”，她到其他工厂联系传递情报，发动工人，以出色的表现获得认可。1941年，年仅15岁的何剑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工厂关闭。何剑华与另一位党员挺身而出，带领工人要求资方发给工人遣散费，团结的力量震撼着资方，不得不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何剑华到了日本人开的香烟厂做工，党组织关系转到国萃小学，与符老师单线联系。何剑秋则到惠民路通北路处的一家香烟厂做工。1942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剑秋被日军抓捕，关押到平凉路、景星路的日本宪兵队。日军对她严刑拷打，还威胁放狼狗咬她，要她说出共产党组织；此计无效，日军又每天强行给她灌入毒品，让她产生迷幻，剑秋以坚强的意志抵抗着并做好准备，如果实在扛不过去就咬舌自尽；此计又败的敌人使出更毒的一招，将剑秋关进黑牢，一间小房间，门窗用六层厚厚的毯子封住，没有亮光、没有空气，时间一久，人很可能在极度恐惧中精神错乱窒息而死。剑秋凭着钢铁般的意志斗争着，从送饭时才开的一扇小窗，和外面走路的声音，判断白天、黑夜和门窗方位。手撕牙咬，硬是一层层在窗户处剥开一条缝，靠着窗缝透气支撑下来。剑秋被关押了十三天，通过地下党努力疏通关系，再也无计可施的日军只得释放剑秋。剑华见到遍体鳞伤几乎站立不了的姐姐，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倒是姐姐用微弱却坚定的话语激励她：“妹妹不要难过，我们要坚持斗争，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

　　在上海沦陷区工厂坚持抗日斗争的何剑华何剑秋姐妹，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赵长山：志在保家卫国的抗日少年

　　赵长山  1926年10月出生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人。 1943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刚10岁出头的赵长山正在南京市郊的八卦洲给人家打短工放牛，从侥幸逃来的难民中听说了日本鬼子的暴行，少年赵长山仿佛一下懂得了国家被外敌侵略的含义，萌生打鬼子的决心。那年，村里来了游击队，宣传共产党对穷人好，共产党打鬼子，乡亲们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村上几位年轻后生要参加新四军，赵长山也跟着去了。赵长山先在区乡公所，跟着乡长钱勇打游击。当时的六合、横梁县城都被日军占领，离他们驻扎的村庄只三里路。部队白天宿营，晚上出击。后来部队组成六合县大队，还没步枪高的赵长山被分配到小鬼班。经常利用人小不受注意的特点，跟着侦察员摸敌情。

　　距六合县东沟镇十五里地的张家庄据点是日本鬼子很倚重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里的日伪军多次将魔爪深入到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此恨之入骨，根据地环境和生活异常艰难。1943年的年关到了，看着驻地贫病交困的乡亲和衣食匮乏的战士，抗日游击队六合支队决定：在年关前坚决拔除张家庄日伪据点，为民除害，让老百姓过个安生年。支队派出有经验的侦察员，潜入张家庄据点，摸清炮楼里共有日伪军九十多人，配有轻机枪和步枪，炮楼周围环绕着一道宽阔的深沟，正前方是吊桥。

　　支队长郑文清挑选了九十多位精干的战士组成便衣队，夜袭张家庄据点。赵长山腰间别着两颗手榴弹，也随队出发了。赵长山与战士们埋伏在炮楼周围，他看到水沟里结着厚厚的冰，两个身手敏捷的战士顺着冰面滚过去，纵身跃上就把岗哨干掉了。放下吊桥，战士们一下冲进炮楼，敌人正喝酒猜拳打牌过大年呢，敌队长楼着小老婆正睡得香，措手不及的敌人看着突降的天兵天将，吓得懵住了。赵长山和战士们一样勇敢地冲上前缴了敌人的枪，几个日本鬼子也被活捉。

　　这一次的神速之战，令周边据点的日伪军胆战心惊，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新四军不但充实了武器补充了供给，还将敌人抢夺去的东西又夺了回来，并发放给老百姓过了一个有饭吃的年。

　　反扫荡斗争是艰难严酷的。丧心病狂的敌人又进行反扑。1944年7月，支队长得到消息，鬼子要趁着夜间出动到西黄乡镇扫荡实施“三光”政策。就组织了一百多人，半夜埋伏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但一直坚守到天大亮，没见到鬼子的影子。估计鬼子不来了，就到镇上让战士们吃饭休息一下。狡猾的敌人却出现了，支队长立马紧急集合战士部署战斗。但鬼子“鬼”得很，捆绑着老百姓在前，后面跟着“皇协军”，最后才是日本鬼子。这一仗打得很被动，为了救出老百姓，支队长和几个勇敢的班长都壮烈牺牲。亲眼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赵长山很是悲痛，更坚定了打鬼子为战友报仇的信念。

　　后来赵长山调到交通站，负责送人、送信、送情报。机灵的他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将信放在竹筒里、烟袋里，很小的就塞在耳朵里，出生入死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交通站几乎每天转换住宿的地方，但有一次却被狡猾的日本特务发现了。那是1943年，交通站驻扎在山上，日军已追踪到不远处的竹林里，日军抽烟的一个细节被警惕的赵长山发现，交通站立即转移避免了损失。但这天却有七位从上海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在寻找交通站时被日军发现，为甩开日军的追捕，其中两位工人不辛被日军击中身亡。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但日军只向国民党部队投降，拒不向新四军投降。赵长山的送信任务还是很危险。有一次，他到驻扎在茅山一带的新四军六师、七师送信，去时一路上顺利，但当带着有部队领导的重要信件返回时，却遇到鬼子查岗，是长江摆渡口的艄公不畏风急浪高，冒着生命危险将他送到江北岸的。赵长山很感慨，这也说明中国的抗日是全民皆兵，这也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