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读书读报

　　一九六二年，我从三中心小学考取了离山阴路口不远，位于四川北路底的复兴中学。

　　复兴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因为当时入读的都是外国人子弟，所以被称为“西童公学”，因此复兴的老校舍，也是一幢西式大楼。这在上海的中学中并不多见。不过在我就读复兴时，那座老大楼虽然还在，但学生已经是清一色的中国学生，而且很多和我一样，家住山阴路。因为是市重点，教学质量好，学校中干部子弟自然较多，特别是来自东海舰队和空四军的军人子弟比较多。同时因为复兴当时已经成了复旦的第二附中，和老复旦附中在市郊不同，复兴在市区，复旦教工往往都把子弟往这里送，所以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复旦教工子弟也不少。我记得复旦子弟之间对话很特别，他们很多都说四川话，后来我才搞清楚，因为抗战时复旦曾经内迁到重庆，和其他内迁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大，在重庆时期，复旦教工有不少四川人，所以四川话就成为复旦子弟的“第二国语”。作为市重点，复兴中学实行五年制教学改革，学制设置是从中一到中五。我刚刚进入中学时读的是中一，正是童心未泯的时候，这一年，正是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但我对这一类政治口号毫无感觉，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同学在楼梯间争论打闹。

　　但是随着年龄渐大，我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

　　刚开始上中学时，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爸爸所在的煤炭指挥部撤消，但是爸爸没有能回到他熟悉的金融机构，而是被转到上海一个分管工业物资调配的局里担任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专职搞党务。他爱读书，也爱读报，从解放前一直读到解放后，家里堆满了他买的书报。他读报时，遇到中意的文章，便让我剪下来，贴在家中过期的《人民画报》上，作为资料留存。我有时发现了不错的文章，也向爸爸推荐。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家里有好几本《人民画报》，都因为贴满了剪报，厚厚地躺在他的书桌上，文章上常常还有爸爸的“朱批”，他喜欢在文章的重要段落下画上红线，用他那特有而潦草的字体写上批语。因为帮爸爸整理剪报，也让我慢慢了解了当时文史哲思想斗争的动向。小说批判的是《红日》，电影批的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戏剧界批的是《李慧娘》，史学界批的是翦伯赞，哲学界批的则是杨献珍，当然殿后的，作为“文革”“号角”吹响的是姚文元批海瑞，以及从批海瑞而衍生出来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批判”，是“文革”前报刊文章的主旋律。耳闻目睹后，我的血液里也开始积累着批判的骚动。当时报刊的批评文章，很难说是理性的，做法通常是先给批判对象戴上一顶顶帽子，然后上纲上线往死里批。平心而论，这种批判方式和我的性格本不相符。从本性来讲，我平和而不喜偏激，但同时又喜欢辩论，一到辩论的场合就热血沸腾。这种对辩论的偏好和当时“批判风格”结合在一起，很难不走向极端。这时复兴的语文课正在进行讨论式教学的尝试，我这类对辩论有偏好的学生，特别喜欢这种讨论式教学，可惜由于受到极“左”风格的影响，这种“讨论式”教学的发展，到最后，往往是对优秀文章的口诛笔伐。

　　我记得最早遭殃的是中五年级对袁鹰的散文《七里山塘》的讨论。袁鹰即田钟洛，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我们中四的语文课本中也有不少他的散文。在我的记忆中，袁鹰和杨朔的散文，当时几乎是我们中学生的必读课文。

　　七里山塘是位于苏州的一条运河以及沿着运河而修筑的街道，是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的杰作，沿河街道称为“山塘街”，因为山塘河和山塘街均长约七里，所以也叫“七里山塘”。山塘街现在已经成了旅游热点，那个王安石出的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绝对”的上联“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应该也已经被哪位才子对出来了。我过去没有去过七里山塘，只是它成为旅游热点后，才看过几张山塘街的照片。袁鹰的散文把山塘街写得很美，不过当时山塘街还没有成为旅游景点，袁鹰笔下的山塘之美，透着一种自然、原始而朴素的风格。可惜我们当时血管中燃烧着批判的冲动，并不懂得，似乎也不屑去懂得一条山塘街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以及这种文化底蕴所包含的超越一切界限的美。

　　由于讨论《七里山塘》是中五年级的教学安排，我们虽然很关心，但不得参与其中。举办讨论活动的教室在走廊里有一扇窗子，讨论激烈时我们都只能挤着站在一张课桌上，通过这扇窗子往教室里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