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踏入虹口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图片展现场，人们的目光再也移不开了。他们的出现就像打开了一道时光之门，链接了过去与现在。这5位老人都是战争的亲历者，或是参加了抗日战争，或是在隐蔽条线和日本侵略者作战，或是战争的受害者，或是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他们的每个点滴回忆，都从不同角度揭开了抗日战争的一角。

　　水彩画揭露日军集中营内幕

　　在5人中，一位白发苍苍的外国老人格外引人注意。她叫白丽诗，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今天，她特地穿了一件白底蓝印花的中式上装。对她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因为她和她的父母深爱中国，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和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

　　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设立了九座盟国侨民集中营，侵略者把这些集中营叫做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这些集中营共关押盟国侨民六千多人次，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等。1943年4月，当时刚过了10岁生日的白丽诗和家人一起搬入位于龙华的集中营，在那里生活了八百多天。

　　在展台前，白丽诗指着几幅画说：“这些画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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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日军集中营里的生活场景。”这些画是白丽诗提供给中共四大纪念馆展出的私人收藏品。当年，白丽诗的母亲露丝（ruth）有一位画家朋友，他在集中营里悄悄将当时的生活场景画了下来。之所以采用绘画的方式，是因为日本人禁止拍照。因此，这位画家朋友是冒着危险，用画笔记录下集中营生活点滴，让现在的人们得以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这些画作有水彩画也有铅笔素描，每幅画下都配有详细的文字介绍，分别描绘了当时集中营的外景、宿舍、厨房、农地等场所，在这些场所里，盟国侨民或是在室外进行重体力劳动，或是在水房、厨房里劳作，或是在拥挤的宿舍里交谈。在一副铅笔素描画中，三个外国男人站在中式大炉灶前，他们都高卷着袖管，有的用大锅铲翻炒着锅内的食物，有的用鬃毛刷和抹布清洗着炉灶。画作下方作者写道“S.O.S，why it’s a man’s job at Lunghwa!”（救命！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在龙华干这个！），字里行间透露着不满和不安。

　　白丽诗告诉记者，这些被关进集中营的外国侨民有教授、医生、银行职员、公司经理，以前他们在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过着安逸的生活，生活起居都有管家、仆人打理。可是，当他们被关入集中营后，首先要面对的考验是如何生存。日本人将他们集中关押，挤在集中营狭小的空间里，他们毫无隐私，而且还要忍受环境恶劣、食物缺少的痛苦，疟疾还一度在集中营里肆虐。集中营里每个成年人都要工作，劳动项目是轮流的，但有些工作很艰苦，比如在厨房工作，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这些外国侨民以前都过惯了不用自己动手的日子，因此觉得心理落差巨大，这才会有画下那句抱怨话。

　　此外，外国侨民还要经受日本人的突然审查，一旦发现所谓的异常情况，日本人就会集结武装士兵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威胁，或是对他们拳脚相加，甚至以减少食物供给给予更多肉体上的惩罚。

　　但在集中营里，盟国侨民们还是努力为生存做着抗争，他们在铁丝网里办起课堂，搞文化活动，以降低生活折磨带来的痛苦。

　　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让当时虽然年幼的白丽诗也感受到了牢笼里的恐怖和战争的可怕。直到有一天，当集中营里的人们看到美国飞机排着三个大V字从集中营上空飞过，他们领悟到战争结束了，他们将重获自由。集中营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作为一个亲历战争岁月的外国侨民、一个中国人的媳妇，白丽诗也深深了解中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对于日本人，她说：“我觉得，深刻了解这段历史，防止新的战争出现是最重要的。”

　　“我就是活着的证据”

　　对于白丽诗来说，集中营内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集中营外的世界更像是一个没有牢笼的集中营，一个盈满家恨国仇的地狱。万阿四就是其中之一。在观看了展览后，万阿四激动地说：“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否认侵略历史。我要告诉他们，我就是活着的证据。”

　　万阿四，今年87岁，是两次淞沪抗战的亲历者。她说，第一次淞沪抗战时，她才5岁，许多细节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很多日本兵举着枪向宝山方向逃跑，以及中国百姓脸上的痛苦和愤怒。到了第二次淞沪抗战时，已经长大的她则清楚记得更多细节。她说，当时她在宝山家里听到隆隆的炮声，后来有村民互相转告，日本人就要杀过来了。情急之下，父母决定举家出逃。一路上，奶奶、父亲带着干粮，母亲背着弟弟，姐姐背着妹妹，万阿四提着碗篮，踏上了逃难之路，希望能在租界找到避难所。三天三夜之后，他们一家来到被铁丝网围着的租界，随着难民潮扒开铁丝网，一个个钻进去。但难民所并非“天堂”，那里卫生条件差、空气浑浊，再加上饥寒交迫，疾病开始在难民里蔓延。在难民所的短短四个月里，万阿四的奶奶、妈妈、弟弟、妹妹先后离开了人世。

　　在听说战事稍歇后，父亲带着姐姐和万阿四想方设法回到老家，希望还能在那里找到最后的安宁。但回到家后，一家人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家里房屋烧尽，只能吃烧得焦黑的麦子果腹。“我现在还记得那煮麦子的水都是黑色的。”万阿四说。

　　事后，万阿四得知，在那次战争中，许多没有出逃的人都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有一家四口全被日本人活活淹死在家中水缸里的；有小姑娘趴在死去妈妈身上吃奶，最后饿死在母亲身边的；还有许多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甚至，她所在万家村的隔壁村全村83口人被屠杀殆尽，无一幸免。出于族人的道义，万阿四最后和父亲一起，掩埋了部分惨死的乡民。

　　如今，万阿四住在广中社区，生活过得安逸、舒适，她说，很高兴现在再也不用为生存吃苦了。只是，作为一名战争亲历者，她一直很关注那些与日本、与抗日战争有关的新闻报道，看到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侵占、对战争历史的否认后，她总会义愤填膺。她说，现在她总是参加一些社区里组织的活动，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更多年轻人，希望他们“来者勿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