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他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他终其一生都饱含对民主政治、平等的重视，以及其又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以无数个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给法国带来应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让各种专制者趁机称帝、复辟、建立王朝，这是为什么？托克维尔首先从自身的角度反思这个问题。他在《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最严酷的民主和最完美的霍布斯主义之间，我看不到任何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因为人和法律的冲突一旦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内乱，那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糟糕的体制。”一如卢梭所言，在托克维尔的心中，法国大革命走入歧途，法国上层统治阶级难辞其咎。“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立壮大起来。”托克维尔认为，那些名人们不仅不去想创造民主的方法，还在立法上阻碍法国民主的健康成长，甚至为了手中的权力、职位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法国引向了越来越专制、腐败的深渊。在《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尽情地把那些名人的伪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个底朝天。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不少人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记忆之描述仅为我自己。”托克维尔强调，《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要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我乐意在镜子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但是，托克维尔的低调却反衬出思想家的敏锐与深邃，不仅是因为波拿巴政变印证了他的预感，而是因为他对大革命的独特的感受。尽管他对“宴会运动”寄予厚望，但却清醒地意识到：“宴会运动在政治上是拙劣导向，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感觉。”“在这个如此组成、如此运作的政治世界中，最为缺乏的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在后期尤其如此……由于一切事务均根据唯一一个阶级的利益……在它的内部成员之间，人们无法找到各大党派可以相互论战的战场。立场、利益等的异常一致……剥夺了议会辩论的全部的独创性和全部的现世性，从而失去了全部真实的激情。”

　　托克维尔不但开辟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我们也可以从托克维尔的生平与时代出发，去靠近他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但是，托克维尔无奈始终对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心存疑虑：“他们不久前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配自由的生活”，因为“他们依然如故，依然浮躁，依然不动脑筋，依然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面对儆戒无动于衷，在危险面前鲁莽轻率。时代非但丝毫没有改变他们……”作为一个热爱自由与独立高于一切的人，托克维尔感到很悲凉，觉得所有的人，“不管是社会党人、山岳党人、共和党人还是自由党人，全部陷入威信扫地的境地，直至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独特记忆远去、淡忘，直至时代的普遍精神重新树立起来为止。”

　　“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在《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一书中，托克维尔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以独特视角研究和反思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在他的潜意识里，法国大革命还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他认为，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但是，托克维尔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要诉诸大革命以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这可能是托克维尔“贵族本能”的局限性所决定的。